我先后上过两所中学，一个是南靖一中，一个是漳浦一中，都在福建省南部。十七岁上大学之前，我觉得我的人生一帆风顺，上的都是一中，顾名思义，是这个县最优秀的中学。很久之后，到了北京，我才知道北京一中不是最厉害的，二中才厉害，但人家的一中成立于顺治年间，老舍是其校友，牌子亮。
南靖一中在一条河边，鉴于该县的狭长地势，有很多建筑物都在河边。我父母从单位分到的房子，叫做溪边新村，我还记得房号是405。当年有个电影叫做《405谋杀案》，我很长时间为自己家的房号感到羞愧，跟来串门的同学都是说：“四楼，右手边。”
学校格局简单，有大操场和几栋毫无特色的教学楼，最后边是行政楼，还有个角上藏着一间暗无天日的图书室。一个脚有毛病、脾气乖张的中年老师，是图书管理员，多年来，我对他印象极其深刻，因为我第一次去借书，他就从窗口探出脑袋来厉声道：“不要把借阅卡片翻得哗啦啦响！不要借了，下次再来！”
然后我就乖乖地走了，再也不敢去借书。其实呢，那个图书室里什么也借不到，他守着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最进步的书籍大概就是《红与黑》和《红字》，没准儿还有《呼啸山庄》。同学们流行的读物是三毛、琼瑶、金庸、梁羽生和古龙，看诸如《射雕英雄传》和《星星知我心》那样的电视剧。长大后我才知道《星星知我心》属于伦理剧，专门拿母子关系作文章，一个患了癌症的单身母亲，要把七个孩子分头送给七个家庭去寄养，这一行字就让人泪千行。
我初三的时候，看《星星知我心》太入戏，耽误了功课，成绩一落千丈。每天晚上哭哭啼啼的这部台湾伦理剧，让我的父母被班主任喊去谈话。班主任从头到尾在劝说我爹妈让我上中专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查某婴儿（闽南话：女孩子），读那么多书干什么？中专就很好，早毕业早挣钱，早结婚早生子，两不耽误。”
回想起来，这是一段语重心长的话，我们班有不少德才兼备的女生及其家长都收到了这条忠告，也因此选择了这条听起来成本最低、获益最高且适合女人的人生路。但我自己不愿意，我想学画画，我想当画家。
当时教我们美术的是个北京老头儿，瘦瘦干干，说一口建国前的北京话，卷舌音特别标准，每次他点名到“22号”时，整个教室的人便哄堂大笑。因为“22”这个数字的普通话版，是闽南人的死穴，要连续卷两次舌头，比学俄语里的闪音还难。这个老头儿很喜欢我画的画，他会拿着我的画在教室里来回走，做巡展，让每一排的同学都仔仔细细地看到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份被发现的才华。
有一天课后，老头儿喊我去讲台上商量事儿：“陈宇红，你愿意去浙江美院学画画吗？”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原来老头儿毕业于浙江美院，文革时被下放到我们这个小县城。如今母校垂怜老校友，给了他一个保送名额，初中直接保送到浙美，读五年，拿的是大专文凭。我父亲极力反对，在他的价值观里，仕途经济才是正道，文艺算什么，简直是自毁前途。我妈妈支持也无济于事。父亲不让我学美术，我也绝不服从他去读个诸如师范或护校的中专，于是我打算上高中、考大学。
上了高一之后，我们遇到了一个更奇葩的班主任。他在高一上学期结束之后，按着期末考试的成绩，将班里的同学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，按小组分配座次。我考了个全班第五十五名，在第四小组的倒数第三排。这种排行榜很有效地让人每天都生活在危机感中，第一小组的人怕落到第二小组，第四小组的担心自己下一学期还在第四小组。如果那时有百度竞价排名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拿钱让自己提高座次的，坐在那里实在令人羞愧万状，每个科任老师都知道本班的情况，他们往往不太理睬第四小组的成员，而对第一小组青目有加。
天可怜见，正在这时，我爹妈努力了好多年的工作调动实现了，要调回老家，同在漳州市的漳浦县。那时候调动工作，比登天还难，我记得他们为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各种领导家坐坐，提着礼物。除了要让这边的领导放人，还要让那边的领导接收人，总之缺一不可。高一结束的暑假，我住到漳浦一中的学生宿舍去，因为家还没搬过来，而学校已经开始有暑期补习班，为了迎接高考。
换了个一中，感觉此前的污点和坏记录都没了，我神清气爽，打算重新开始生活。同学只见到了一个说话带南靖口音的新人，别的都不知道。余下两年，我洗心革面，打算考个大学给人瞧瞧，追回失去的智商。除了晚饭时看一集巴西电视连续剧《女奴》，我戒了其他精彩剧集，好在那年好像再也没有类似于《射雕英雄传》和央视版《红楼梦》那样引人入胜的电视剧了。
整个高二高三最大的悬念就是，到底谁会先疯掉。我们往届有个女生因为高考疯掉了，每年夏天，她都会穿着黑色乔其纱连衣裙，打着一把小碎花儿的遮阳伞，来教务处问高考成绩。当然了，问不出来，她已经毕业若干年了。高考这种制度，是为了改变一部分人的命运，而让另外一部分人的命运一锤定音，死了心留在县城或者农村老家。我也不例外。我突然有了危机感，如果考不上大学，基本上这辈子就得在县城找份可有可无的工作，嫁个整天喝酒赌博的丈夫，生个娃。这跟我想象的未来相距甚远。
当时我梦想中的未来是什么模样的呢？我想去北京——中国唯一一个让我感到热血沸腾的城市。坐在北京的城墙上，看看长安街的车流，这是我那时的想法。要去北京太不容易了，谁都知道，首先分数得够。我开始研究高考这件令人厌恶又不可回避的事，想知道出题老师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。最可怕的是历史，我的同桌有令人惊诧的记忆力，她能够把整本历史书都背下来，巨细无遗，我完全不行。我喜欢地理多一些，因为它有逻辑推理，有空间感，需要想象力。很快我成了地理方面的达人，地理老师是个用闽南话讲课的有趣老头，他在学校里的民间口碑很高，因为又机智又很会讲话，会把地理课变成一门玄学来教，讲起来别有趣味。地理给了我信心，很多同学来请教我如何学好地理，我也一一传授给他们。
“地理很简单的，”我说，“就是想象你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，看看天，看看周边，感觉一下坐标系，感觉一下洋流、山峦、动物和植被。”
我做了一百多套英语题，一天一套，如此，即便不用背诵那么多单词，看到题，也蒙得出考点。单词，看着眼熟就可以了。数学大概也是如此，机械地做些模拟题，心里分析老师们的心情，这个人到底想考什么。
高三，我们班有个男生疯了，是真的疯了。他经常熬夜学习，最后拍着巴掌傻笑着进了教室，每天依旧来上课。他的家人也没有来领走他，因为谁都不想让他考不了试，如果今年不考，就得再等一年，复读班在学校最偏僻最潮湿的一角，完全是冷宫滋味，每次我不想读书了，就会去那里走一走，权当励志。
然而我并没有疯掉，也没有考上北京，而是去了上海。去之前，还在大连军训了一年。
离开学校那天，我才发现荷花池的花全部开了，视觉上何以对此无感，是留在老家的恐惧还是对未知世界的莫名期待？家人也好，老师也罢，都觉得我厉害极了，从一个特别差的学生，幻化成本县高考文科状元。我心里没有特别高兴，说实话，整个过程像个揭秘的过程。
高考是个特别折磨人的东西，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滋味不好。不信你问问多少人在高考过后多少年，还在做着高考梦：考试忘了带准考证，找不到教室，拿到题解答不出来，以及知道自己考不上，绝望地从梦中的高楼上闭眼跳下来。
我做过，不止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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