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启超，一生拥有很多朋友，在这些朋友中，有一个朋友很特别，就是周善培。作为朋友，周善培的与众不同之处，就是他总能及时指出梁启超的缺点，很少说夸奖奉承的话，从而成为梁启超名副其实的诤友。
梁启超与周善培的相识，是在1889年秋，但两个人真正成为朋友，则是在1899年的日本东京。因戊戌变法失败，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，周善培到日本考察、学习，与梁启超再度重逢，二人相谈甚欢，结为至交。周善培当时提出了彼此交往的条件，即“互相多规过，少奖善”，就是要多给对方提意见，少夸奖少说奉承话，梁启超当即同意。周善培是这么说的，日后也是这么做的。
当时，梁启超是保皇学说的积极倡导者，而且经常宣讲公羊学，周善培就劝他少谈保皇的空话，少讲公羊学说，多讲些周礼。从那以后，梁启超就很少讲公羊了，转而研究周礼学说，但对于保皇一事，他还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周善培劝他少谈保皇是正确的，只是当时梁启超没听进去，但周善培已经尽了自己的一份心。
还有一件事，梁启超也是没听周善培的规劝，但结果证明周善培当初的建议是正确的，就是出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一事。袁世凯当政时，召梁启超回国担任司法总长，周善培便劝梁启超不要就任，他说：“对德宗（光绪帝）是不该去，对袁世凯是不能去。”但梁启超碍于老师康有为的面子（康有为极力催促梁启超到北京就任），还是回国当了司法总长一职，结果错走了一步棋，就一直为人所诟病。
此时，周善培认为梁启超的保守思想已经根深蒂固，不是一般的言语能劝说得了的。怎么才能让梁启超醒悟呢？想来想去，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写本书来劝说梁启超，他想到梁启超一向尊孔，就从孔子的书中找到了一些题目，他花了半年时间写成了《论语时义》一书，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讽刺梁启超的思想，然后让自己的弟弟周竺君带着书稿去见梁启超。梁启超当着周竺君的面看完了第一章，便连忙说道：“我已经遍身是汗，不能往下再看了。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，只说我知过了，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。”为了帮助朋友，竟然花费那么大心血写了一本书，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？那些整天围着你说奉承话、夸奖你多么优秀多么伟大的人，当然会讨得你的欢心，让你高兴，让你自豪，但这样的朋友未必就是真正的朋友；整天监督你的言行，时时指出你的错误，对于你身上的缺点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，这样的人可能会让你反感，但却绝对是真正的朋友，绝对称得上是知音、诤友。多规过，少奖善，周善培的这条交友原则，至今对我们为人处世仍有启发和教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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