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年在丽江，我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组成一个临时团队，计划沿滇藏线进藏。
途经梅里雪山，我们在飞来寺停下去转山。同行一个北京女大学生不经意间说自己的腿有些肿，出于职业习惯我询问了她的既往病史。女生说她有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在京时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输血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：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到高原来？”再障患者的血液携氧功能本来就很差，更何况是在高原。女生说：“到西藏来是我的人生梦想，这一路走来，非常开心，就算死在这里也是值得的。”无话可说的我当即提出要返程，否则患者会有生命危险。
我们同行共有6人，两个老驴友表示，女生已经成年，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她应该自己回去而不影响别人。两个广州游客表示无所谓。藏族向导同意返回迪庆，说那里有医院。
大家争论了很久也没有达成一致，而女生似乎又感冒了，呼吸开始有些困难。于是，我和向导扎西决定自行带患者离开，我们轮流背着女生下山，赶回德钦已是黄昏。终于，我们找到一家医院，女生已经站不起来了，情况看起来很严重。我扯着嗓子喊了好一会儿，才出来一个民工装扮的中年人，他挽着裤腿，手里拿着螺丝刀，似乎刚才正在修理什么。
“医生呢？”我问。他说：“我就是。”我很着急：“这个女生有贫血，现在可能需要吸氧。”他答道：“我们这里没有氧气。”
我抱起女生扭头就走，看来必须要回香格里拉了。我们连夜踏上归途，一路赶到当地最大的迪庆自治州医院。当天上海气温是35℃，而自治州医院急诊室里还烤着一盆火。值班的是位年纪和我相仿的男医生。
“大夫，我也是医生，这个女生有再障，她可能需要吸氧。”看到穿白大褂的同行，我心里顿时有了亲切感。
大夫不语，掏出处方纸，唰唰几笔，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竟然写着吸氧多少钱，吸氧管多少钱，一共多少钱——这哪里是处方，分明是一张账单。
“同志，能不能给她查一个血常规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大夫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血常规明天早上可以查，下午5点左右可以出报告。”我又一阵眩晕，在发达地区，医院一般10分钟就可以出报告。
那是一个漫漫长夜，我真的担心这个女学生无法再看到高原的日出。所幸，女孩当夜病情平稳，第二天我们把她送上回丽江的班车，从此再无联系。
其后多年，我一直耿耿于那几个同行者事不关己的态度。性命攸关，怎能如此冷漠？
直到后来自己走过无人区，登过雪山，选修了户外运动课，结识了专业运动员，才体会到，对自己生命的尊重，也就是对整个团队的负责以及对他人生命的尊重。在通往珠峰的道路旁，散落着许多逝者的遗骸，后来者经过时莫不心存敬畏。但多年已过，却无人将他们带回故里，因为，那必将冒着极大的风险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在极端环境下挽救生命是如此不易，但如果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珍惜的人，别人又何苦冒险去保护她呢？所以，当年同行者的立场的确是可以理解的，至于我和向导的决定，其实是职责所在，因为他是专业人士，而我是在场唯一的医生。心理学中有个概念是责任分散效应，试想，那天如果同行的是6个医生，我也未必会第一个站出来。人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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