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的包公包青天难得人情世故一回，借着牡丹花开，很风雅地置办了酒宴，请来同事小聚。作为主家和上司，包公周全地一一请酒。轮到王安石时，包公嘴皮子都磨破了，一张黑脸都急白了，执拗的王安石仍目中无人地岿然不动。最后，暴脾气的包公没脾气了，只得放弃。
他的人生信条简单得可怕，你走天桥，我走地下道，无私交才是王道。
碰王安石钉子的，不独有实力派的包公，还有权力派的仁宗。
按照帝国规定，凡进士高第者，为官一任即三年后，便可回京述职，留在皇帝身边。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提拔方式，有宋一代，一直被视为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，他人没有条件也想创造条件地上，王安石却一再矫情地拒绝，拿仁宗签发的入京圣旨当白纸。一来二去，连钦差都习惯了他的躲猫猫，直接把圣旨送到家门口。这一次，王安石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。钦差左等右等不见人来，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。得知消息的王安石从茅房里跳出来，抓起圣旨一路狂奔，硬生生将圣旨还了回去。
情商如此低下，又如此不识抬举，王安石的前途，本该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但神宗的1069年，却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，他官拜参政知事（宰相职），权倾朝野，政界为之变色。
没办法，他情商低自有低调的活法，让别人无话可说。
当年，20岁的他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，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、欧阳修等，一看他的文稿，惊为天人。第二年，科举应试之日，王安石的锦绣文章，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。他用甩开他人若干条街的才华，让人望尘莫及。
随后25年里，他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。其间，在每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。官声与民望让文武百官、黎民百姓都埋头点赞。
最绝的是，他不贪色、不爱财。中国传统思想中，一个大坏官，无非这两条，可他一条都不沾。
他终生不纳妾，这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几乎绝无仅有。他正经得连自己夫人都觉得无趣，于是夫人亲自出面，为他物色了一个美貌女子。结果，他不仅退还了女子，还帮女子家还清了债务。
他节俭清廉，视富贵如浮云。每次发官饷，总是拎了装钱的袋子回家，直接就上缴给夫人。据说，他的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款，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。
如今，翻看官方修订的《宋史》，我们会赫然发现：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、参与者、助手、学生和继承人，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，只有他这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——他活得如此低调又本分，人品和文品一样无可挑剔，即便是他最凶猛的敌人，也很难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。至于变法的完败，真是怨不得他，悲剧在于，天还没亮，而他起得太早了——超前，注定了他是孤独的伟大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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