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君四十二载，看宋仁宗如何成就华夏文化最繁荣的时代。
公元1063年黄历三月，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，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，举国哀痛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京师罢市巷哭，数日不绝，虽乞丐与小儿，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。”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，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，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，以致“天日无光”。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，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，路经剑阁，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。
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，“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”，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，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，说：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。”又说：“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，寄托哀思。”宋仁宗之后，当王安石变法失败，宋神宗赵顼又恢复了祖父宋仁宗赵祯温和的改良做法时，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，说：“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，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。”
直到700年后，自我感觉甚为良好、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，也不得不承认，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，除了其祖父康熙，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。
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，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，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——做了42年。
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
陈寅恪所说的“造极”的“赵宋之世”，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。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，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。这六家（三苏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）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。中国的四大发明中，有三大发明——活字印刷术、火药、指南针，都出现于仁宗时代。
宋仁宗为何能创史上最繁荣时代？这与他胸怀仁义、宽厚待人的行事风格有关。
雅量能容，士大夫乐园
苏辙是大文豪苏轼的胞弟，他们哥俩与其父苏洵，在“唐宋八大家”中就占有了三席。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，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。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，年轻气盛、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：“我在路上听人说，在宫中，美女数以千计，终日里歌舞饮酒，纸醉金迷。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，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。”
当时的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、恶意诽谤，建议对之严厉制裁。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：“朕设立科举考试，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。苏辙一个小官，敢于如此直言，应该特与功名。”
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，便在科举考试中“妄议”朝政，且矛头直指皇帝，即便是在“康乾盛世”，也难逃其被灭九族的命运。宋仁宗的宽容心胸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，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。
当时，四川有个读书人，献诗给成都太守，主张“把断剑门烧栈阁，成都别是一乾坤”。成都太守一看，吓出一身冷汗，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，把他缚送京城，请朝廷制裁之。
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，对这个口出不逊、有“煽动造反”之嫌的读书人，即使不按“谋大逆”严惩，起码也得按“危害国家安全”治罪。
谁知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，有自己独特的看法。他就事论事地说：“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，写一首诗泄泄愤，怎能治罪呢？不如给他个官。”于是，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。
纵观数千年历史，作为一位帝王，宽容苏辙的事，或许有人能做到，但宽容四川秀才的事，恐怕只有宋仁宗等少数明君才能做到了。这说明宋仁宗很理性，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即使对所谓“煽动造反”的事，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明辨是非，分清是真要造反，还是发牢骚，然后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，做出明智的决定。
唾溅帝面，君臣大义谱春秋
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，屡屡犯颜直谏，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，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，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。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佐尧的职务，理由是他平庸了些，张是仁宗宠妃的伯父，仁宗有点为难。回宫后，仁宗和宠妃想了办法，让张佐尧去当级别低一些的节度使。但是包拯却是不依不饶，言辞更加激烈，仁宗生气地说：“岂欲论张佐尧乎？节度使是粗官，何用争？”包拯不客气回答道：“节度使，太祖太宗皆曾为之，恐非粗官。”张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，仁宗回到宫中责备宠妃说：“汝只知要宣徽使、宣徽使（宣徽使：史载，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宣徽使），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？”
怀柔外夷，不以兵锋威天下
当时，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岁岁向北宋进贡。有一次，使者回来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，要求出兵教训高丽。宋仁宗说：“这只是高丽国王的罪过。现在出兵，国王不一定会被杀，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。”所以最终置之不理，没有去诉诸武力。
律己私，修内而安外
宋仁宗不光对人仁慈宽厚，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，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。
有一次，宋仁宗在散步，时不时地回头看，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。宋仁宗回宫后，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：“朕渴坏了，快倒水来。”嫔妃觉得奇怪，问仁宗“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，而要忍着口渴呢。”宋仁宗回答说：“朕屡屡回头，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，如果我要是问的话，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，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。”对属下能如此细致入微之体恤，委实不易。
有一次，时值初秋，官员献上蛤蜊。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，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。又问要多少钱，答说共28枚，每枚值钱一千。仁宗说：“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，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，我吃不下！”他也就没有吃。
又有一天，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，又累又饿，很想吃碗羊肉热汤，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，第二天，皇后知道了，就劝他：“陛下日夜操劳，千万要保重身体，想吃羊肉汤，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，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？”仁宗对皇后说：“宫中一时随便索取，会让外边看成惯例，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，御厨就会夜夜宰杀，一年下来要数百只，形成定例，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，为我一碗饮食，创此恶例，且又伤生害物，于心不忍，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。”
兴大业，君子满朝无遗贤
宋仁宗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，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，才能富国强兵。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“庆历变法”很快就失败了，他并没有灰心，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，他又突破人事制度，力排众议，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，平定了侬智高之乱。在他去世的两年前，他又重用王安石，任为知制诰，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。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
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，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，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，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。在仁宗晚期，富弼、韩琦、文彦博、曾公亮相继为相，欧阳修参知政事，包拯为枢密院副使，司马光知谏院，王安石知制诰，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，君子满朝。这样的盛况，有宋一代，也只是仁宗朝才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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