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德战争爆发前，斯大林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日，为讨好日本反而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，逮捕关押并处决，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。
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，中国全面抗战开始，当时的斯大林，可以资助共、产、党在内地发展，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，却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。一九四○年后，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，余部进入苏联，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，重返抗日前线。但经请示斯大林后，被全部缴械，关押劳改。
七七事变后，斯大林为了讨好日本人，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，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，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，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，安上各种罪名：如社会危险份子，有害份子，日本特务，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。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，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。海参崴这样的城市，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。
斯大林对远东华人赶尽杀绝
十月革命前，海参崴、双城子、伯力、海兰泡，中国人的店铺林立。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《世界华侨史》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：十九世纪中叶，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，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。
「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。中国货价便宜，很受当地人欢迎」。大批华商、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，到海参崴、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。「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?，「一般是夏季来做工，冬季返回」。「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，能工巧匠多一倍钱，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......」
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，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，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，利用苏联抗日。日本全面侵占中国，斯大林更不客气了，对几十万华侨、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。
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。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，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，到伯力买东西，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。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。
审问时逼他承认是「日本问谍!?赵答：「不是。我早就在这里住，还有妻子......?审问者根本不听，挥手带回去。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：「不承认就会被枪毙。」第二天提审，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。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。由于「态度好」，被从宽判刑十年，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。这里夏季两、三个月没有黑夜，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，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。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。赵福昌仰仗青壮年，耐受力强，活了下来。「刑满」回到了伯力，一九六六年谢世。
十多年前，笔者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，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。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，是烟台福山县人，叫张德魁，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，「可见到祖国亲人了!」(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)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。「家口」(老婆孩子)给轰到哪里去了，是死是活?他们都不知道。他们八名中国男人，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，密林深处，那五人已先后故去，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。我向他们说，中苏关系改善了，中国已经改革开放，你应当回老家看看。张说：「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......」我心里很酸楚，依依惜别。好在苏联女人多，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。
共产党老党员回忆斯大林迫害华人
共产党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，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。与董必武、王若飞是同期同学。但是一九三○、一九三七、一九四九年几次「肃反」屡屡被捕判刑。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，托被斯大林搞掉后，就追查同情者。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，一次次被判刑流放，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。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，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。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《旅苏记事》，群众出版社「内部发行」。该书中写道：
「一九三九年夏，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，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，也因水浅，停在岸边，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。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。据说，日本占领武汉后，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，许多人被判刑八年、十年，还有十五年的。都给网上各种罪名......」
「过了不久，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，有人告诉我，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。我很奇怪，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......据她们说，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，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，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。年龄很轻，都是二十多岁。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，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，说她们是侦探，判刑到这里.....」
「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，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，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，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。被捕后，也以『侦探嫌疑』判刑八年。这个人又瞎、又聋、又哑，俄语一句不会。竟然也被判为『侦探』......」
马员生回忆说，自己被发配时，士兵们把「犯人们」押上木船顺流而下(流向北极)，直到船搁浅了，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，他们就回去了。「犯人们」要自建房屋、寻找食物，才能生存。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，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。
马员生看到的，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，能活着回去的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，还有大批华工，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、迫害流放，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。这是种族大清洗，种族性迫害!
西伯利亚流放地至今难以生存
现年五十九岁的瓦西里，是位憨厚老实的技工，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，父亲是德国后裔，母亲是乌克兰人，住在基辅。苏德战争开始，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侨民一道，被装上囚车，押解到西伯利亚离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，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，把她们推下车(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，无论用船用车，都是向北极驰到无路为止，然后将押解人推下车自生自灭)。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，零下四十多度，甚么也没有。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，迅速砍树架屋，才能活下来，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。
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，有活下来的，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，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。
去年夏天，我们开着拉达越野吉普，和瓦西里一道从伯力北行三百公里，到埋着他父母的「家乡」看一看当年的情景。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向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，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，几十箱蜜蜂，一天每一箱可摇(甩)出一二十公斤蜜。
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，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象的。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，时速只有五十公里，行驶十几分钟，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的满满的，甚么也看不见了。
在生活上，刘亚楼十分讲究仪表整洁。无论事情有多繁忙，皮鞋总是擦得锃亮。这是他在苏联伏龙芝军校上学时养成的习惯，据说该校规定不会擦皮鞋者不准毕业。此外，他的衣角、袖口、领口不容有半点污渍，军衣、便装、西服，熨烫得不见丝毫皱褶。出访古巴时他曾有句名言：“就是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。”但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刘亚楼的衣服其实十分简朴，他的衬衣领口和衬裤总是补了又补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慨：“真不会想到，一个上将、空军的司令员，却穿这样的衣服。”
1959年，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。按规定，有关部门要给他换一辆“大红旗”轿车，刘亚楼谢绝了这一好意。不久，办公室主任因“吉姆”轿车大修，领回了那辆“大红旗”，不料刘亚楼毫不客气地批评他：“我已经反复向你们讲过，我最厌恶那种房子越住越想宽敞，汽车越坐越讲究，家具越换越漂亮，心思不用在工作上，而专门在享受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!”在他的严厉批评下，“大红旗”又被送了回去。
刘亚楼自己不搞特殊，也不允许对亲人搞特殊。他身为空军司令，老家的所有亲属仍继续在家务农。大儿子刘煜滨从哈军工毕业，他说：“老子在空军，儿子不能再到空军，学什么专业就搞什么工作。”坚决不给任何特殊照顾。女儿刘煜鸿在空军气象局，也仅作为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工作。
1965年，正值壮年的刘亚楼因过度劳累患上不治之症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还嘱咐部下：“一定要搞出条令来，放到我的墓碑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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